第1099章 世界的回响（二）
豆瓣上，《寄生虫》的页面被挤爆了。虽然还未正式上映，但已经有数十万人在页面上标记了“想看”。
评论区里，有人写道：
“杨简是华夏电影的一束光。在这个烂片横行的年代，他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告诉我们——华夏电影可以拍出世界级的作品，华夏导演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同台竞技并且赢下大奖，华夏故事也可以打动全世界的观众。他不是在追赶世界，他是在引领世界。”
知乎上，“如何评价杨简凭借《寄生虫》再次获得戛纳金棕榈奖”的问题在十分钟内就冲上了热榜第一。最高赞的回答来自一位认证为“戛纳电影节注册记者”的用户，她写道：
“我在戛纳现场。当乔治·米勒念出《寄生虫》的名字时，卢米埃尔大厅里两千三百个人同时起立鼓掌。那不是礼貌性的鼓掌，是发自内心的、带着情感和力量的鼓掌。我旁边的法国影评人激动坏了，我前排的美国记者在喊‘bravo’，我对面的小棒棒同行一直在说‘Amazing’。那一刻，我觉得电影真的是一种世界语言。它不需要翻译，不需要解释，它直接触碰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杨简做到了这一点。他让全世界看到了华夏电影的深度和力量。”
除了网友的狂欢，各路明星、导演、制片人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。
张一谋虽然人在美国制作电影的后期，但也第一时间发了微博：“祝贺小简。这是华夏电影的骄傲，也是华夏电影人的骄傲。《寄生虫》是一部伟大的电影，小简是一位伟大的导演。期待他未来更多的作品。”
江文没个人微博，但他通过工作的微博账号发了一条很简短的祝贺：“杨简，牛逼。”
宁昊发了一段长文：“我第一次见简子的时候，他还不到二十岁，还在北电读书。我记得他找我给他拍mV，拍完之后，他跟我说，他想拍电影。我说，你拍。他说，我怕拍不好。我说，你不拍怎么知道好不好？后来他拍了，第一部就拿了柏林金熊。十年过去了，他拿了一座又一座我都拿不到的大奖。我想说的是——杨简，你不仅拍好了，你还拍到了世界之巅。”
贾科长的微博写得很感性：“电影是一个人的长征。杨简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年，从《入殓师》到《寄生虫》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定。他让世界看到了华夏电影的力量，也让我们这些同行看到了方向。杨简，牛！北电，牛！”
徐光头发了一条：“杨简是我的偶像。不是因为他拿了多少奖，是因为他对电影的热爱和敬畏。他每一部电影都在突破自己，每一次都在挑战新的可能。这种精神，值得每一个电影人学习。”
吴惊的微博很直接：“恭喜简子！你是最牛的导演！华夏电影牛逼！”
陈诗人在《导演请指教》的录制也刚刚结束不久，当他得知杨简再度拿下金棕榈后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也在微博上发文：“《寄生虫》实至名归。杨简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导演。”
不仅是国内，整个亚洲都在为杨简沸腾。
许多没睡的明星、导演都纷纷发文祝贺杨简。
隔壁小棒棒的社交媒体上，“杨简”和“寄生虫”迅速登上热搜。小棒棒网友的评论热情而真挚——
“杨简欧巴是一位真正的天才。《寄生虫》里对贫富差距的描写，让我想起了汉城的半地下室。这不是华夏的故事，这是全亚洲的故事，是全世界的故事。”
“我看过杨简导演所有的电影。《入殓师》让我哭，《星际穿越》让我震撼，《寄生虫》让我思考。他是一位没有国界的导演，他的电影属于全世界。”
“祝贺杨简导演。作为亚洲人，我为杨简感到骄傲。他证明了亚洲电影可以和欧洲电影、好莱坞电影站在同一个高度。”
在NAVER的热搜榜上，“杨简金棕榈”和“寄生虫金棕榈”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。
一位小棒棒网友写道：“杨简是天才。他的电影里有东亚社会共通的痛——贫富差距、阶层固化、生存压力。这些问题在汉城、在釜山、在任何一个小棒棒城市都存在。他能拍出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我们的导演也很优秀，朴赞郁、金基德、李沧东、奉俊昊——他们都很优秀，但他们还没有拿到金棕榈。杨简拿到了两次，他还多次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，他还拿到了柏林金熊和威尼斯金狮，他是电影界的大满贯导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华夏电影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。”
另一位棒棒网友回复：“不，不是华夏电影走在了我们前面，是杨简走在了所有人前面。他一个人代表不了华夏电影的整体水平，就像朴赞郁、金基德、李沧东、奉俊昊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不了小棒棒电影的整体水平。但你不能否认，杨简的存在，让全世界对华夏电影刮目相看。这就是一个顶级导演的力量。”
在小日子，雅虎小日子的评论区里，小日子网友的反应更加冷静，但也更加复杂。
一位小日子网友写道：“杨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。他在电影、音乐、商业、体育多个领域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。这样的人，一百年才出一个。小日子没有这样的人。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导演——是枝裕和、黑泽清、河濑直美——但他们只是导演。杨简不只是导演，他是一个文化现象。”
另一位小日子网友回复：“是枝裕和去年凭《海街日记》入围了戛纳，但没拿奖。今年他没有作品入围。华夏有杨简，小棒棒也有朴赞郁入围。我们小日子电影在戛纳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。这不是导演的问题，是整个产业的问题。华夏电影有杨简、张一谋这样的大师坐镇，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涌现。小日子电影呢？我们还在吃黑泽明、小津安二郎的老本。这就是差距。”
还有一些小日子就是单纯的夸赞杨简。
“杨简监督、金棕榈奖受赏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！杨监督の映画はいつも私の心を动かします。《寄生虫》はまだ见ていませんが、きっと素晴らしい作品だと信じています。（杨简导演，恭喜您获得金棕榈奖！您的电影总是打动我的心。虽然还没看过《寄生虫》，但我相信它一定是一部优秀的作品。）”
“杨简はアジアの宝です。彼の映画は国境を越えて、人々の心に响きます。今夜、私たちは彼の胜利を祝います。（杨简是亚洲的瑰宝。他的电影跨越国界，触动人心。今夜，我们共同庆祝他的胜利。）”
“私は《寄生虫》の予告编を见ました。とても面白そうです。早く日本で公开されることを愿っています。（我看了《寄生虫》的预告片，觉得非常有趣。希望它能尽快在脚盆上映。）”
欧洲的反应比亚洲更加理性，但也更加热烈。
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发布了杨简获得金棕榈的消息，几乎所有的报道都用了一个词——“实至名归”。
法国《世界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的〈寄生虫〉：一部刺痛世界的黑色寓言》。正文写道：“杨简用一部电影完成了许多导演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——他让我们在笑的同时感到羞耻，在哭的同时感到愤怒，在恐惧的同时感到悲悯。《寄生虫》不是一部简单的类型片，它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复杂交响曲。金棕榈奖是对这部电影的肯定，也是对杨简这位伟大导演的致敬。”
《回声报》的网站首页在金棕榈颁发不到二十分钟就发布了一篇文章，主页是杨简拿着金棕榈奖杯的照片，标题是《杨简，一位华夏电影大师的加冕》。文章写道：
“杨简是戛纳的常客，也是戛纳的宠儿。2006年，他凭借《爱》获得金棕榈奖，成为戛纳历史上最年轻的金棕榈得主。十年后，他再次站上这个舞台，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奖的导演。这份名单上有谁？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、今村昌平、达内兄弟、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、比利·奥古斯特、阿尔夫·斯约堡——现在，杨简的名字也在这份名单上。他是这份名单上最年轻的一位，很难想象他今年才三十二岁。这不是巧合，不是运气，是实力的证明。《寄生虫》是一部关于贫穷与富裕、善良与自私、希望与绝望的复杂交响曲。杨简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冷静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。没有道德说教，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物，没有廉价的希望——只有一个家庭，在生存的泥沼中挣扎，试图抓住每一根可能的稻草，哪怕那些稻草最终会变成绞索。这是电影的力量，也是杨简的力量。”
英国《卫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：世界电影的现在与未来》。正文写道：“杨简不仅是华夏电影的骄傲，他是世界电影的骄傲。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突破边界，每一次都在挑战可能。《寄生虫》是他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几乎完美的电影。金棕榈奖实至名归。”
《卫报》影评人彼得·布拉德肖在推特上写道：“杨简的《寄生虫》是我今年在戛纳看到的最好的电影。不，是我这十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。他第二次拿金棕榈，实至名归。”这条推文在半小时内被转发了超过两万次。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的〈寄生虫〉摘得金棕榈：一位世界级导演的临幸》。正文写道：“杨简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的导演。考虑到他只有三十二岁，并且还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、柏林与威尼斯的最佳影片，同时他还是奥斯卡、戛纳与柏林影帝，这个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。《寄生虫》是一部关于贫富差距的黑色惊悚寓言，它以冷峻的镜头语言、精准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洞察，赢得了评审团和影评人的一致好评。”
《好莱坞报道》的标题是《杨简再夺金棕榈：华夏电影的新纪元》。文章写道：
“杨简不是一个普通的导演。他是在全球电影市场爆发式增长的时代里，少有的同时保持了艺术水准和商业成功的导演。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精品，几乎每一部都能拿奖，每一部都能赚钱。这种‘叫好又叫座’的能力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。好莱坞有很多商业成功的导演，也有很多拿奖的艺术片导演，但能把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的，凤毛麟角。杨简是其中之一。而且他只有三十二岁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”
德国《南德意志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：一位电影之神来到人间》。正文写道：“十九岁拿到金熊，二十二岁拿金棕榈，可以被视为‘天才的灵光一现’。然而十多年多去，他拿到了这个星球所有的最顶级的奖项。但这不是结束，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再次拿金棕榈。电影大师已经不足以形容他，他是电影之神。杨简用十年时间，完成了从天才到大师再到神的蜕变。《寄生虫》是他又一部伟大的作品，也是他对世界的一次深刻叩问。”
德国《明镜周刊》的评论标题是《杨简的〈寄生虫〉：一把刺向时代心脏的手术刀》。文章写道：
“杨简的电影不是用来娱乐的，是用来思考的。《寄生虫》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愤怒，让你绝望，然后在绝望中给你一丝微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光。这就是杨简的伟大之处。他不给你答案，他让你自己去找答案。他不评判他的角色，他让你自己去评判。他不告诉你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他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，然后问自己——我能做什么？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，这是一次社会学的解剖，一次哲学的追问，一次良心的拷问。”
在意呆利，《共和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的金棕榈：电影依然有力量改变世界》。正文写道：“在流媒体冲击、观众流失、资本主导的时代，杨简的《寄生虫》证明了——电影依然有力量，电影依然能刺痛人心，电影依然能改变世界。这是金棕榈奖的意义，也是杨简的意义。”
“杨简的电影有一种东方式的沉静和克制。他不像好莱坞导演那样用音乐和剪辑来操纵观众的情绪，他用镜头、用光影、用沉默。他的电影里有很多留白——那些留白不是空的，是满的。满到你需要自己去填，去思考，去感受。这种‘少即是多’的美学，是东方文化的精髓。杨简把这种精髓用到了极致，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感受到。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。他不是在输出华夏文化，他是在输出华夏智慧。”
在澳大利亚，《悉尼先驱晨报》的评论标题是《杨简：让世界再度看见华夏电影的力量》。文章写道：
“杨简的第二次金棕榈，不仅是他的个人荣誉，也是华夏电影的集体荣誉。它再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——华夏电影不只是能拍大场面、大制作、大明星的商业片，也能拍有深度、有力量、有思想的艺术片。华夏电影不只是能赚钱，也能拿奖。华夏电影不只是能讲华夏故事，也能讲人类共通的、跨越文化的故事。这个信号很重要，因为它改变的不仅是世界对华夏电影的看法，也是华夏电影人对自己电影的看法。它让华夏的年轻导演相信——其实我们可以拍出世界级的作品，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同台竞技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。”
......
颁奖典礼结束后，《寄生虫》剧组成员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穿过后台的走廊，走向新闻发布厅。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历届金棕榈得主的照片——马丁·斯科塞斯、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、昆汀·塔伦蒂诺、今村昌平、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、迈克尔·哈内克、肯·洛奇——那些面孔在灯光下静静地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
当然，也有杨简的照片。
杨简走在最前面，金棕榈奖杯被梅雁芳捧在手里。她走得小心翼翼，像是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张国榕走在梅雁芳旁边，时不时伸手扶一下奖杯，生怕它滑落。刘得桦跟在后面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宁静的步伐很大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她的脸上带着微笑，表情也是那种“老娘天下第一”的自信。
胡鸽、舒倡和韩佳女走在中间，三人还在小声说着什么。
新闻发布厅里已经坐满了记者。
来自全世界的数百家媒体，长枪短炮对准了发布台，摄像机上的红色指示灯密密麻麻地亮着，像一片红色的星海。记者们坐在折叠椅上，有的人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，有的人在调试录音设备，有的人在翻看手里的笔记本，准备提问。
杨简走上发布台，在他身后是《寄生虫》的七位主演和副导演韩佳女。他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坐下——杨简在正中间，左边是梅雁芳，右边是张国榕，其他人依次排开。
闪光灯瞬间炸开了，快门声连成一片，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。杨简微微眯了一下眼睛，但表情没有变化。他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场面了，早已习惯了闪光灯的强光。
新闻官用法语和英语各说了一遍流程，然后宣布提问开始。
第一个问题来自《好莱坞报道》的记者，一个头发花白的美国男人，他站起来，声音洪亮：“杨，首先恭喜你获得金棕榈。这是你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，你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的导演。我想问的是——两次获奖，感受有什么不同？”
杨简靠在椅背上，想了想，说：“第一次是惊喜，第二次是责任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手里拿着金棕榈奖杯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当时不太明白这个奖意味着什么。我只知道，我拍了一部我喜欢的电影，然后有人告诉我，这部电影很好。十年过去了，我拍了更多的电影，经历了更多的事情，也看到了更多的问题。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，电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但它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问题。这就是责任。”
记者点了点头，在本子上快速记录。
第二个问题来自法国的《世界报》，一位戴眼镜的法国女记者用法语提问：“杨，你的《寄生虫》被很多影评人称为‘一部关于生存的黑色寓言’。请问你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什么？”
杨简耐心听完，说：“灵感来自生活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发布厅里的记者们，“我见过很多人，在美国、在欧洲，有许多妈妈为了养活孩子，她们需要打很多份工；在亚洲，在华夏，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。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穷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。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——贫穷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？尊严在生存面前到底有多脆弱？善意在绝境中还能剩下多少？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，但我觉得，电影可以成为探讨这些问题的载体。”
《卫报》的记者站起来，用英语问：“杨，你的电影里没有绝对的坏人。富人不是坏人，穷人也不是完美的受害者。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？”
杨简点头，“对。因为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。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做选择，有些选择是对的，有些选择是错的，但不管对错，都要付出代价。我不想拍一部简单的道德剧，我想拍的是复杂的人。人是复杂的，电影也应该是复杂的。”